美國總統5月12日下令白宮和所有聯邦公共建筑物降半旗，以哀悼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百萬民眾。然而美國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并沒有停止增加。快速激增的數據和日益增多的死亡病例，讓美國抗疫進入“至暗時刻”，淪為不折不扣的“最大抗疫失敗國”。

逝去的100萬條生命成為了“悲劇性的里程碑”，這場不該出現的“國家悲劇”，將“永遠被記錄在歷史書上”。美國抗疫的失敗，讓無數家庭承受著親人離去的悲痛，更給這個國家民眾帶來了痛苦的共同記憶。如今，美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數接近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兩倍，相當于美國第十大城市加利福尼亞州圣何塞的總人口，更有20多萬兒童淪為“疫情孤兒”……美國這個自詡的“人權衛士”，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露出了虛偽、冷漠的丑陋面目。

盡管美國的人口只占全球總人口不到5%，但累計確診和死亡病例都各約占全球累計確診和死亡病例的16%。我們不禁要問，作為世界上擁有最豐富的醫療資源和醫療護理能力的國家，美國本應是應對新冠大流行準備最充分的國家，卻為何淪為全球抗疫的“失敗標桿”？

造成這一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美國沉迷于政治斗爭，美國政府頂層缺乏推進政策落地執行的能力。一方面美國政黨選舉的政治體制下，一些政客堅持政治私利優先，為了維護選票利益淡化疫情風險，對民眾的生命健康漠然視之；另一方面，美國兩黨相互攻訐、否決、對抗，難以形成統一的防疫共識和政策決策。比如“強制疫苗令”被最高法院禁止，“打擊虛假信息”的呼吁也遭到共和黨人的反對。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長期各行其是、相互掣肘，抗疫大局被各方政治算計所裹挾，缺乏推進政策執行的能力。種種力量的反復拉扯，為新冠病毒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可乘之機。

從經濟上來看，美國將短期經濟利益、資本利益凌駕于公共衛生安全、民眾生命健康之上。在美國一些政客眼中，資本利益遠高于民眾生命健康權，被資本綁架、俘獲的政客成為財團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生命健康的守護者。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美國實施“大水漫灌”政策，導致財政赤字飆升、貨幣超發，而真正受益的只有少數富人群體。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測算，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美國國內收入排名前20%人口的財富增加約2萬億美元，而排名后20%人口的財富減少逾1800億美元。資本逐利比普通人的生命健康還重要，這是美國抗疫失敗的重要原因。

從文化上來看，美國長期奉行的極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價值觀，則是美國抗疫失敗又一重要原因。在美國抗疫實踐中，佛羅里達的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裁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發布的口罩令為“非法”，疫苗全程接種率為發達國家中最低，正是因為極端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讓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打疫苗這樣最基本的防疫措施，都無法得到公眾積極配合。此外，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刊文說：“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長輩，這不僅因為他們是脆弱群體，還因為一種更為根深蒂固的流行病：認為老年人的生命不值得珍惜。”這深刻反映出美國價值觀深處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基因。

疫情猶如一面鏡子，折射出美國政治極化、制度失靈、社會撕裂等諸多問題。回顧兩年多來抗疫實踐，美國抗疫失敗既有政府的混亂決策，更有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必然，暴露了美國社會系統性的危機。從這個角度而言，“躺平”或是無奈選擇，但付出的代價何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