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虹口區一市民求助叮咚買菜外賣員余先生，給青浦區的聽障父親送菜。因交通管制，余先生一路輾轉，27公里的路程走了近4個小時。

為表達感謝，該市民分別是余先生的微信、支付寶轉賬，均被余先生拒絕。最后，家屬給余先生充了200元話費。

(資料圖片)

此事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后，人們被溫情打動。叮咚平臺的官方微博稱，將給余先生頒發“平民英雄獎”，并給予2000元獎金。

但有網友對“200元話費”較真兒，認為該市民給余先生的報酬太少。

4月6日，網傳該市民因受到網絡暴力跳樓。

7日下午，當地派出所證實，該市民已經墜樓，至于墜樓原因，還需進一步調查。問及該市民的身體狀況時，該工作人員表示，“人已不在了。”

九派新聞聯系到一名自稱該小區志愿者的網友，他回復：“不在了，很難受。”

另據報道，外賣員發聲稱，“看到顧客被網暴，我難過得睡不著覺。”

【1】一個溫暖的故事：求助外賣員為聽障父親送菜

4月4日，余先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他在4月2日給那位市民送過菜，3日傍晚，余先生再次接到了她的電話。

“她告訴我她人在虹口，爸爸在青浦的家里，老人家只有白米飯了，沒有菜，又是聽障人士，手腳不便，生活上比較困難。她說她之前每周都會給父親送做好的菜送過去，但是現在沒辦法了。她在找到我之前已經在平臺上掛了一段時間單子了，加了配送費也沒人接單，真的是太著急了。”

余先生回憶，該市民給他打電話時，聲音里帶著哭腔，他“一下子就心軟了”，答應下班后幫忙送菜。

從虹口到青浦單程距離27公里，“我當時心里也知道有點遠，但別的也沒多想，馬上就開始想電瓶車肯定支撐不住，中間怎么換電瓶的事情。”最終歷經3個多小時終于將菜送到老人手上。

至于報酬，余先生稱誰都有困難的時候，他不忍心收錢，但對方還是堅持往他手機上充了200元話費。

后來，當得知該市民在網上被人謾罵，余先生稱他這兩天壓力很大，都沒這么睡著。他再次強調自己幫忙不是為了錢。他平時也不怎么玩微博，“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釋，又怕一解釋給她帶來更多麻煩。我就安慰了幾句這個顧客。”

【2】一個難以接受的結果：顧客墜樓，警方介入調查

6日下午，一位上海當地博主發布了他和該市民的聊天記錄，該市民自稱“叮咚買菜小哥事跡原博”，她表示“沒想到本來是想宣傳小哥事跡的，結果評論區一片關于200元話費的指責。”

隨后她澄清道，按照當時的路線，1.5小時就能抵達，沒想到用了那么久。余先生賓館的費用是叮咚買菜指定的，并不需要他本人額外承擔費用，“當天配送之后，就非常感動了，給小哥說了要送錦旗，后來也約了小哥解封后吃飯。”

當天，網傳該市民在所住小區墜樓。

7日下午，當地派出所的一名工作人員說：“我們昨天接到報警，已經介入調查了。”當問及該市民的身體狀況時，他表示人已經不在了。

九派新聞聯系到一名自稱該小區志愿者的網友，他回復：“不在了，很難受。”

關于案件詳情，當地警方表示，由于取證困難，還需進一步調查。

【3】面對網暴，平臺有沒有辦法

針對網傳該市民曾受到網絡暴力，九派新聞聯系到微博官方客服。

其回復，針對用戶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等權益糾紛舉報，用戶使用電腦登陸微博后，點擊違規微博的右上方箭頭標識，可以進行投訴。選擇人身權益糾紛投訴流程后，根據頁面提示進行操作，并等待處理結果，工作人員收到舉報后會在5個工作日內查證處理。

微博人身攻擊追溯期為自違規發生的3個月內，當事人投訴才受理。但在當事人委托他人代為投訴、當事人未投訴但產生惡劣影響，如大量用戶投訴或引起大量傳播2種情況下，非當事人投訴也會受理。

九派新聞梳理發現，微博曾針對尋親男孩劉某遭受私信網暴事件進行排查。通過排查，站方決定對1000余名在此期間發送私信用戶暫停私信功能。根據用戶舉報投訴，團隊對相關泄露當事人個人隱私、挑動矛盾糾紛的違規內容進行排查清理，清理內容290條。

此后，站方也擬上線兩個新功能：一鍵開啟“防暴模式”，開啟后用戶能夠在可選時間內，隔離未關注人的評論和私信攻擊;當用戶收到大量非正常評論時，將彈窗提示用戶是否開啟隱私防護功能。

九派新聞注意到，3月份，針對網絡暴力，人民日報連發三篇評論，稱2022年初，中央網信辦開展了“清朗·2022年春節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其中重點整治的五個方面任務，排在首位的就是“網絡暴力、散播謠言等問題”，包括借疫情、社會熱點事件等挑動網民對立，進行人肉搜索、辱罵攻擊等。眾多網絡平臺升級預防網暴能力，新上線“風險提醒”“發文警示”等功能，整治不當私信和不當評論，推動形成預防網暴的合力。

表達有邊界，流量有底線。企業做得越大、平臺越活躍，相應的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就越大。如果說網絡暴力行為是淹沒理性、蠶食公序的洪水猛獸，那么網絡平臺理應成為一道守護精神家園的堅固堤壩。

評論稱，一些社交平臺、門戶網站在防范網絡暴力行為方面，還存在責任認識不充分、角色定位不準確、履職盡責不到位、制度機制不完善、管理操作不規范等問題，一定程度導致違法和不良信息禁而不絕。事實上，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企業會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網絡平臺不會被流量綁架、被情緒左右。對各類網絡平臺來說，唯有立起“防火墻”、架起“高壓線”，把信息內容管理主體責任落到實處，才能營造清朗網絡空間、呵護健康精神家園，推動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成為事業發展的最大增量。

網絡暴力行為，不僅沖破了道德的底線，更踐踏法律的紅線。只有擦亮“法治利劍”，打擊網絡暴力，才能對不法分子形成有效震懾，對社會風氣形成正確引導，進而更好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維護清朗網絡空間。

【4】律師：受害人鎖定實際侵權人困難

在接受九派新聞采訪時，北京盈科(合肥)律師事務所鐘磊律師稱，網民針對顧客的網絡暴力行為，至少是涉嫌侵害了名譽權，均應承擔侵權責任。

但是，由于網絡暴力一般實施者人數眾多，參與度不同，受害者無法準確衡量個別網民在網絡暴力實施過程中的責任比例，加之目前各個網絡平臺在對申請注冊使用公眾賬號的互聯網用戶實名制認證方面還存在著不足，導致受害人鎖定實際的侵權人困難，即使能夠鎖定，也無法將眾多網民全部訴至法院，這就造成了單純從民事侵權的角度對網絡暴力這種侵權行為追責成功的比例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縱容了網絡暴力的頻發。

其稱，如果有網民針對該顧客實施了“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或者“利用信息網絡辱罵、恐嚇他人”的網絡暴力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實施前述網絡暴力的行為人導致該市民跳樓自殺身亡，則可能已涉嫌誹謗罪或尋釁滋事罪。

同時，北京市一法律師事務所周兆成律師也認為，網絡暴力具有危害的擴散性、影響的廣泛性，以及空間的虛擬性和行為的隱蔽性。一旦構成對公民個人的誹謗 則不屬于公安機關管轄，但是刑事自訴的話，被害人又會陷入尷尬境地——取證困難!長期發展下來，網暴早已成為互聯網世界的毒瘤。

他稱，面對囂張的網暴，我們應該落實平臺的主體責任。從法律層面，對網絡平臺應該履行的職責和承擔的法律責任進行界定。追究構成刑事犯罪的網暴侵權者的責任，同時對那些聽之任之的平臺相關負責人也追究其法律責任，加大對平臺的處罰力度。